《我的朋友中国人》原作者为美国商人卡尔·克劳，他曾长期在中国经商生活。《我的朋友中国人/近代世界对华印象》描写了作者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的见闻，有饮食、黄包车夫、知识分子、邻里之间等。作者通过个人的叙述，在书中为中国人辩护，同时也驳斥了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我的朋友中国人/近代世界对华印象》语言诙谐，读起来妙趣横生，通过《我的朋友中国人/近代世界对华印象》能了解到上世纪30年代西方人眼中中国人的形象与生活。
虽然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其他民族相同或者更胜一筹的优雅和品味，但这种观点不能被推而广之到关于声音的问题上。在中国，每个方面都是如此喧闹，而安静则是如此罕见、如此难能可贵，以至于被视为一种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享受到的奢侈待遇。虽然音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是歌曲和器乐作品对于西方人的耳朵来说，不仅似乎不够和谐，而且是没缘由的太过大声和嘈杂。在所有中国流行音乐的表演过程中，发出洪亮的声音似乎是管弦乐队的最大的目的和功能，每一个表演者都在或明或暗地与其他人展开竞争。横笛、锣、钹和鼓从来都是演奏中很突出的部分，从来都不曾柔和。没有一个地方能安放比较轻柔的乐器，比如“大提琴”。而声音尖锐的竹笛则深受中国业余音乐家们的喜爱。
在中国传统的大戏院里，戏曲作品的高音通常是用假声呈现出来的，而对于西方人的耳朵来说，这种声音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尖叫。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外国人而言，中国音乐难以描述的魅力与其声源的距离成正比，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尽可能地选择离它远一点儿。然而，中国人喜欢它，因为他们是唯一愿意听的人，没有人会抱怨。我确信有人能慢慢地习惯它。我知道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对中国音乐漫不经心、有意无意地倾听，让这些音乐听起来并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糟糕了，而且我还曾经听到过一些十分喜爱的作品。
关于中国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我们得出过许多错误但却很有趣的结论，但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提出这样的理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耳朵的鉴赏力不佳。要想收集能支持这一观点的大量翔实而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很容易做到的。在任何一个办公室里都能够找到大量的素材。
孩子们在学校里大声朗读着他们的功课，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这不仅会永久地损伤他们的声带，而且还会培养出他们伴随终生的大声说话的生活小习惯。这也许是真的，但中国人用高调门的声音讲话肯定还有别的原因，因为现在的成年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曾经在教室里学习过。无论是不识字的苦力，还是著名的学者，每个人都具备在大众面前演讲的生理潜质，不管有没有必要，他们都不分场合地应用它。两个人之间因琐碎小事而导致的一场街头争吵，不超过几分钟就演变成一场社区的公共事件，因为两人都在向旁观者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快街坊邻居都知道了两人争论的来龙去脉，并且每个旁观者也都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
在我的中国邻居中，有两个兄弟就住我隔壁的房子里，他们总是很晚才回家。经常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你就能听到他们边走边亲密谈话的声音，这个声音似乎整个街区都能够听到，你一点儿也不需要大惊小怪。
在打电话的时候，中国人总是会联想到与他交谈的人可能在几英里之外，于是他们相应地就提高了嗓门。如果电话不是一台结实的机器，它的每一个零件都将在中国的一个月之内被毁掉。在中国我们会真切地发现对于一般的规则而言都有例外，我们在苏州城里就发现了中国人在声音上的一个例外，当地的居民讲起话来是吴侬软语、柔和悦耳。但是，苏州的居民如果搬到中国的另外的地方，很快就会适应邻里们的吵闹习惯了。
假如你认为任何一个人都希望在安静的环境中用餐，这种想法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奇怪的，少数比中国戏院更嘈杂的地方其中就有餐馆。每一个人，无论是客人还是跑堂的店小二，都对这份喧闹声做出了贡献。
“当沉重的青铜棺椁盛殓着伟大的共和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遗体，被搬运到位于南京城附近的紫金山陵寝墓地时，由六十四名苦力组成的团队就成为完成下一道工序的必要条件。由于这是一件非常庄严的事情，邀请了许多官方的客人，很明显，这六十四名抬棺者的声音将会成为整个画面中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因此，在举行正式仪式前的几天，苦力们接受了训练，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抬起假想的棺材。但当庄严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指示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一旦苦力们抬起无比沉重的棺材，他们就不由自主地齐声喊出了刺耳的号子，完全淹没了仪式的音乐。不知所措的官员们不得不在苦力的队伍中跑前跑后，敦促大家保持安静，但只有个别人听从了他们的命令。”
“在中国，每个庆祝的场合都伴随着喧闹。每天清晨，成千上万的鞭炮被人们燃放以求得好的兆头。在中国，新年和其他的节日里，爆竹燃放的数量激增到千百万以上。葬礼是非常吵闹的事情。每一拨哀悼者的到来，都会由笙这种乐器发出的乐音来进行通报，而葬礼从开始到最后仪式的完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来铜锣发出的声音。
送葬的队伍总是在哀乐的“伴奏下缓缓移动，对哀乐而言，音量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如果是一个富人的葬礼，队伍也很长，那么可能会出现三到四个外国风格的铜管乐队，还会有同等数量的用笙管笛箫和铙钹演奏的中国管弦乐队。悲伤的送葬队伍必然不会演奏像美国的拉格泰姆或进行曲风格的音乐。直到几年前，上海还很少有人在葬礼上听不到“塔——拉——拉——拉，砰——滴——唉”，或者“今晚在旧日的小镇上会有一段狂欢的时光！”的曲子，这些曲调引起了围观者的极大兴趣，以至于最终不得不由市政当局采取行动来规范葬礼上演奏的音乐。
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指出：中国人在的噪音问题上，任何一个人都尊重他人制造出他想要的噪音的权利；但是却没有人会尊重民众合乎情理地对安静的强烈诉求。当然，个人自由的权利不能再进一步了。“有人试图说明，中国人珍视自己能发出响声的权利，就如同别的民族珍视他们的权利一样。
然而，这种态度在上海正发生着变化。也许大城市生活的压力让人们认识到安静和休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邻居在凌晨两点钟依然开着收音机，现在能够最终靠向警察投诉来寻求帮助了。当我就这一问题向中国警察投诉时，他非常同情我的遭遇并向我保证说，如果收音机确实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烦恼，他会亲自“把收音机摔个稀巴烂”。当然，警察没有那样去做，所以收音机也依然故我的播音，但它在午夜之后就寂静无声了。”
“所有国家的孩子都喜欢响声，只是随年纪的增长、心智的成熟，人们才会慢慢喜欢安静。按照这种看法，中国人似乎永远都不可能变老，即便当了曾祖父，人们还是会兴高采烈地点燃鞭炮的引线。鞭炮，这个百无一用的东西，它唯一的用途就是制造响声，最适合由中国人发明。使用火药作为杀人炸弹的想法是后来才想到的。一些迷信的中国人认为鞭炮可以“驱赶那些潜伏着的胆小的恶魔；但是，无论燃放它们的原因是什么，它总是为每位邻里街坊提供一个欢乐的机会。附近的人没有谁会忙碌到无法停止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往往观看焰火表演直到最后一个爆竹熄灭为止。当外国人举办聚会时，他们通常会通过传递饮料的盘子来让每一个人心情愉快。在中国，燃放鞭炮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
